两个月前，杭州一家保险公司的谢经理接到一个奇怪的电话，给他打电话的，是公司的保险业务员严某。
电话里，严某管谢经理叫叔叔，这一声“叔叔”可把谢经理叫懵了，因为他的年纪和严某差不多。
听严某的口气，谢经理觉得不像是开玩笑。经过了一番外围核实后，谢经理感到事态严重，于是报了警，没想到，由此牵出了一桩抢劫案。
保险业务员管经理叫“叔叔”
“叔叔，是我……”今年4月14日下午4点左右，谢经理接到了业务员严某打来的电话，接通后，电话那头却直接喊他叔叔，谢经理还以为来电话的是严某的女儿，可仔细一辨认，电话那头的确是公司的业务员严某。
业务员怎么会管他叫叔叔呢?更何况他俩年纪相仿。谢经理觉得奇怪，问严某在哪里，在干什么，严某说在客户家谈业务，在××小区，谢经理问她什么事，她说不方便说，之后手机就被挂了。谢经理觉得不对劲，于是回拨过去，说了没几句，电话又被挂了。
谢经理觉得这个电话很蹊跷，于是他打电话给另一个业务员小郑，让小郑联系一下严某，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小郑拨通了严某的电话，严某说在客户家里，并且让小郑转告她的丈夫，晚上回不去了，电话就被挂了。小郑赶紧联系了严某的丈夫，再打严某的电话时，发现已关机，他们觉得情况不妙，于是报警。
去客户家签约遭绑架抢劫
警方通过监控找到了严某停在路边的汽车。当晚7时左右，警方接到严某报警，称下午在客户家谈业务时，被客户抢劫。她是趁客户外出之际，从四楼窗户爬到邻居家报警的。当晚22时许，民警在某复印店将犯罪嫌疑人殷某抓获。
根据严某的说法，殷某于今年2月份在保险公司咨询业务时和她认识，当时殷某声称自己是搞建筑的，要送客户保险，严某于是在3月份的时候去过他家一次，并按殷某的要求，做了三份计划书。严某哪里知道，这些其实都是殷某设下的圈套。
4月14日案发这天上午9时许，殷某打电话让严某到家中签约。严某去了，两人坐在客厅的椅子上谈保险业务，殷某起身，突然从背后用胳膊勒住了严某的脖子，严某反抗，僵持了半个多小时，严某被推倒在沙发上，殷某用丝袜绑住了严某的手，还把丝袜连在严某的脖子上绕了一圈。绑好后，严某被推回到椅子上，殷某又用丝袜把她的脚和椅子脚绑在一起，还拿了一块小毛巾塞住了严某的嘴。
殷某拿出了很多张事先打好的欠条，都是半折的，露出欠条的下半部分叫严某签字、按手印。之后，又把她包里的银行卡、手机、身份证等都翻了出来，问出卡的密码后，还叫她写下亲戚的名字、电话。期间，严某以记不住电话为由，拨打了谢经理的电话，但电话很快被殷某抢走，并且关了机。
此后，殷某把严某连椅子一起搬到卧室里就出门了，严某挣脱出来，但不敢出门，爬到了隔壁人家报警。当晚22时许，殷某被抓获，他已从严某的银行卡中取出了10500元。
被抓后还撒谎，零口供照样起诉
幸运的是，正是严某给经理打电话时，这样机智的对话，使她的亲友意识了她的危险处境并及时报警，为营救她提供了时机。
不过殷某落网后，辩称自己并没有抢劫严某。他说案发前几天就和严某约好，让她在4月14日中午12点30分左右到他家来还钱。
殷某称，严某总共欠了他好几百万，可到他家之后说没有钱，还说要陪他睡觉抵债。殷某称自己不愿意，对方说要钱没有，要命一条。他这才动手绑了严某并搜走她身上的财物，等将银行卡里的钱取出后，就放严某走，最后在复印店复印严某和她女儿身份证时被警方抓获。
警方和检察机关认定，殷某在撒谎。调查显示，46岁的殷某来自江苏，身体不好，没有正式工作，也无存款，而严某是一位优秀的业务员，年收入超过40万元。如果根据殷某的说法，认识严某没多久就借给严某几百万是根本不可能的。结合严某被殷某控制后，向同事的求救暗示等其他证据，警方和检察机关认为严某是有预谋的抢劫。
虽然殷某对于涉嫌抢劫的行为“零口供”，但西湖区检察院审查后，于昨日依法对殷某提起公诉。
“零口供”如何定案
“零口供”案件一般是指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未作出有罪供述，但法院最终对其作出有罪判决的案件。对于零口供案件，更要注重对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进行审查，这是保障证据具有证明效力的前提。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总则，并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明确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加大了侦查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时收集和获取证据的难度。
司法实践中对待“零口供”，一是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二是要将间接证据链接，证据只有形成证据链才能证明案件事实。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作有罪的供述也可做无罪的辩解，既有口供又有其他证据证明的可以定案，如果没有口供有其他证据证明，也照样可定案。 责任编辑：guanliyua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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