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最“山寨”的城市?

　　深圳本身不是一座开放、包容的城市吗?那它自有雅量去包容各种意见。姑且把这个说法当成对深圳的善意鞭策，虽然这个话语鞭策有点“糙”

　　近日，某杂志刊发了题为《深圳，最山寨的城市》的文章，从华强北的“山寨”手机说起，挑拣了诸如深圳主题公园里的微缩建筑、深圳汽车品牌等本土现象，最终得出 “在深圳，几乎所有的创意都被消化成了山寨”的结论。

　　“山寨”一词的调侃味较浓，为一座城市贴上“山寨”标签，则多少有些轻佻和草率。也许，对“山寨现象”、“山寨文化”以及城市与“山寨”之间纠葛的探讨，都不仅仅为了得出一个结论，比如“山寨是好是坏”。多种视角、观点碰撞，是为了在理智上不落入独断论的窠臼，在感情上不沦为自说自话式的傲慢。

　　“山寨某某”是个语言游戏

　　反思者也应当首先反思自己的“反思”，看看这些反思能否够得上“反思”，或者是否本身就是一个经不起推敲的“山寨货”。

　　听到有人在媒体上如此给深圳贴标签，如果只跟对方“脸红脖子粗”地争论一番，向对方普及“深圳并非山寨”的“常识”，或许未必能让对方信服，毕竟不同的人对常识也会有不同解读。

　　当将此想法告诉北京大学的于长江教授，他会意地笑了笑，说：“对呀，在这方面，常识探讨已经无效了，因为论述者都不是无力获取常识的儿童。我们要告诉对方的是，你这样把几个并无实质性关联的现象‘合并同类项’，从而论定一座城市气质，说明你的逻辑有问题。如果学问这么好做、文章如此好写，我们干脆不要什么科研机构、专业媒体了。即便城市的‘山寨文化’有值得反思的地方，反思者也应当首先反思自己的‘反思’，看看这些反思能否够得上‘反思’，或者是否本身就是一个经不起推敲的‘山寨货’。”

　　“不过”——于长江话锋一转，“我们还是别对这种说法进行‘恶意推定’吧，深圳本身不是一座开放、包容的城市吗?那它自有雅量去包容各种意见。姑且把这个说法当成对深圳的善意鞭策，虽然这个话语鞭策有点‘糙’。”

　　有近似态度的还有深圳的建筑评论家贺承军。“姑且任他去说，深圳不尚空谈，总是用实干说明一切、回答一切”——一副“深圳人很忙”的样子。当然快人快语的贺承军也将我们的讨论推向深处，他说“山寨”和创新本来就没有严格界限，“我们都是历史的儿子，什么人敢以原创自任呢，可能除了上帝，没人敢说自己的东西是原创的，没必要纠缠于一个语言游戏”。

　　“山寨”更像一个“原罪”

　　“山寨产品”，有时是对过度资本化的反叛，是一种商业意义上的“农民起义”。

　　“山寨”一词本来有“啸聚山林、安营扎寨”之意。而所谓“山寨产品”、“山寨文化”，顾名思义，也有着反叛主流、颠覆主流的意味。人们对“山寨”的不同看法，也反射出利益与价值的参差多元。

　　在华强北赛格电子市场，很多商贩说起“山寨”有些激动，在他们看来，“山寨货”的存在不是一个应不应该的问题，而是有没有需求的问题。“目前，想让‘山寨货’绝迹是不现实的，因为社会上总有一个‘消费阶层’对此有需求，而有需求就有获利的冲动”，一个模样显得精明十足的商贩说。这正像于长江的理解：“山寨产品”，有时是对过度资本化的反叛，是一种商业意义上的“农民起义”、“底层人的颠覆”。

　　在深圳学者陈宏眼中，“山寨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山寨精神’最可贵的地方在于，它能以最快速度去学习借鉴西方，‘山寨现象’还往往代表一个城市对市场的灵敏度很高，有人对‘山寨’颇有微词，实在有一种‘酸葡萄心理’，因为‘山寨’的能力不是想有就有的。”

　　这种轻兵兼道的非常规“作战模式”真能战无不胜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室”主任霍桂桓对此不以为然。在他看来，虽然“山寨”是特定文化传统与发展阶段造成的必然现象，商业和技术要想从“一穷二白”发展起来，就须通过模仿借鉴别人的成果，去淘到第一桶金。然而，“山寨”更像社会发展初始期的“原罪”，必定伴随着变动期的浮躁心态，人既想多获利，又不想默默耕耘。“山寨”的东西一出世，很华丽很震撼，却如同过眼云烟，转瞬即逝。

　　深圳曾经历过“山寨史”

　　深圳曾走过一条“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道路，日本、韩国都曾经历这一发展模式。

　　然而，深圳又和“山寨”有多少难分难解的关系?深圳大学副校长李凤亮坦率地说：“深圳曾经历过一段‘山寨史’，但这个判断对现在的深圳并不客观。回望深圳三十多年的历史，曾经历了一个从模仿到创新的过程，深圳不是从一开始就具备自主创新能力。这也很正常，就像幼儿一开始学写字，先要描摹前辈大家的字。深圳早期的产业结构和经济方式决定它需要模仿。”

　　深圳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廖明中在2008年参与过一个题为“深圳之路”的研究，在研究中追溯了深圳的发展历程：深圳的开放最早是从引进外资兴办“三来一补”企业开始，对这段历史，人们已耳熟能详。而深圳一开始搞加工贸易，奉行“拿来主义”，也是在模仿学习外来的经验。“深圳之所以曾有那么多‘山寨机’问世，跟一开始的战略分不开，深圳曾走过一条‘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道路。不单是深圳，日本、韩国都曾经历这一发展模式。”廖明中说。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深圳人已经意识到自主创新的重要性。现在深圳大的民营企业都有自己的研究院，就广义的‘山寨’而言，也许任何地方都存在，但深圳的主流并不是‘山寨’”。在李凤亮看来，没有核心技术、没有持续的研发投入、没有可持续的发展空间，根本无法想象南山区103家上市企业是如何做大做强的，曾一度占到全国半数的国际专利申请量又是如何实现的。从华为、中兴、万科等一些深圳企业的崛起，可窥见深圳的主流。

　　创新路上的狂飙者

　　“这本身就是在探索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你敢说我们在‘山寨’么!”

　　说实话，我们更想知道，深圳本土企业家的真实想法，为此与深圳家联网络公司总裁喻树立相约在一家酒店大厅见面。这位年轻的企业家已经忙碌工作了一天，却仍显得精力充沛，“不能说模仿、学习的能力强就是没有创新。不同企业有不同的志向，也许有一些手机厂家只满足于抄袭别人的产品，以极低的价格与他人竞争，可这并不代表深圳主流，真正有志向、有抱负的团队可能会花上几年时间，打造在未来更有需求、更有前景的产品”。

　　5年前，喻树立在文博会上遇见今天的合伙人，两个人一谈，就对电视互联网的发展前景达成了共识，当即成立了家联网。与普及程度已然很高的互联网电视不同，电视互联网是一个新生事物，强调背后的服务平台和互联网运营。喻树立的“野心”不小，在他的设想中，未来的每家每户都将有个“魔盒”，它将连接网络、手机、电视以及各种终端，拥有视频通信、电子商务、幼儿教育、老年人看护等功能，人机交互通过几个键就能搞定，“这本身就是在探索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你敢说我们在‘山寨’么!”喻树立自信满满地说。

　　就像廖明中所说，从深圳本土的企业家身上，我们知道深圳已经脱胎换骨，不仅不是“山寨文化”的代表，反而成了创新道路上的狂飙者。

　　“山寨”背面不光是“创新”

　　如果你吃了一百颗枣，其中有一颗是酸的，难道就能得出一个结论说“枣是酸的”?

　　访谈过程中，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一个有关枣子的比喻。李凤亮用它说明“评价一座城市的气质，不能以偏概全”，因为“如果你吃了一百颗枣，其中有一颗是酸的，难道就能得出一个结论说‘枣是酸的’?”

　　李凤亮觉得，要想评价一座城市的气质，需要分析它的产业，是创新占主流，还是“山寨”占主流。

　　但在霍桂桓眼里，“创新”和“山寨”很吊诡，哪怕你一味地求新、创新，也可能免不了招致“山寨”的质疑。一座城市除了科技创新、商业创新，或许还需要文化的漫长积淀。

　　也许，为一座城市贴上“山寨”标签的人，心里想着念着的，是一座城市缺掉的文化功课;要为城市揭下这个标签的人，口口声声讲着的，不过是城市的创新能力。这两种声音彼此误会着，像在两个空间交流着。

　　所谓“山寨”，它的背面可能不光有市场意义上的创新，还意味着文化上不计工本、不厌其烦地创造和沉淀，这两者好像都能算“创新”，只不过后者要付出更不可思议的智慧与真诚——这，能给年轻的深圳提个醒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