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也不读书啊，哪有空读书啊。”靳元在河南某学校国际部教书，因为刚毕业比较年轻，他同学生私下关系比较好，对他们很了解。
靳元用“网感”很强的话语反问道，“快手不香吗？王者不香吗？抖音不香吗？”但语气里充满了无奈。
在这所学校里，阅读室、阅读课、阅读老师一应俱全，就读的学生大多家境殷实，能够提供充分的阅读支持，“但问题不在于这些，他们真的不读书，”靳元说，“他们与我们不同了，甚至连社交App都不一样了。”
靳元说，孩子们觉得微信、QQ太老套，反倒用短视频App作为沟通的方式。
与此截然不同又隐隐相似的是，距离仅20分钟车程的城中村打工子弟学校，政府和社会捐赠的阅读室光鲜亮丽，各类电教化设备一应俱全。但图书束之高阁，阅读室沦为摆设。
再向外开足1个小时车程的农村，即将要撤点并校的村小，仅剩的十几个孩子和老师守着翻新没几年的教室。挂着图书室牌子的空屋子里，只有一块黑板和一堆散落的桌椅。
儿童阅读推广所面对的问题错综复杂，为何读？读什么？怎么读？对过往的反思势在必行，对未来的探索不断前进，一场阅读实验正在进行。
乡村小学的一年级教室内，班长带领同学早读
为何不读？——新时期的“读书无用论”
“我们为什么要阅读？”这是导演关正文在“阳光关爱·i读计划”课堂上的提问。
“阅读可以学习到课外的知识。”
“阅读可以让我们懂更多更深的道理。”
“阅读可以让人增长见识。”
孩子们一个接一个说出自己的答案。这堂课发生在海南屯昌县的一所村小里。而在数千公里外的河北省阜平县山区，相同问题所得到的回答截然不同。
面对轮岗到村小的老师王丹，讲台下坐着的十几名同学鸦雀无声，教室最后面的小男孩操着一口浓重的方言喊道，“读啥书啊？”说罢，台下一阵哄笑。
王丹对这群即将升入初中的小学生感到陌生，这与她小的时候完全不同。她说，这种不同是深植在骨子里的。
“他们觉得自己有很多机会，但我又觉得他们的机会并不多。”王丹在一次班会上问“梦想”时，孩子们回答的多数是“电竞选手、主播、有钱人、大明星……”对于这些，王丹有些诧异，仔细想想又觉得可以理解。
这种矛盾基于王丹在这所村小及家乡的认知，“他们基本上都刷短视频，也都能弄到手机。”王丹认为，乡村孩子如今能获取到的网络信息，几乎与城里孩子别无二致，“城市里火的BGM，这里也火。”
在那堂班会课上，王丹被那位小男孩呛了一句，“你看那谁谁谁（指某主播），他小学毕业的，现在一场直播赚好几十万。”
“读书无用论”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有了新的“支撑”，王丹不知该怎么驳回去，但视这种情况为洪水猛兽。
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于2020年5月联合发布的《2019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显示，城镇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93.9%，农村未成年人达到90.3%。
基于数据的直观感受是：在乡村，获取一部手机的难度越来越小，玩手机的门槛越来越低，家长的管制态度越来越弱。
相比于王丹眼中的“洪水猛兽”，在长春市某区教师进修学院工作的姜怡则将手机应用视为双刃剑。
“我小的时候，课外认知大都来自收音机。”姜怡说，“互联网的出现将信息门槛放低，很多东西都可以看到，孩子们能获得内容越来越多。”
不过，姜怡也对“过度游戏”“碎片阅读”和“视力伤害”三件事情表示担忧，其中最为关注的便是“碎片化阅读”。
“碎片阅读是会带来一定程度的快感，现在孩子不爱读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爱长篇幅阅读。”姜怡在一线教了二十六年的语文课，“这样的危害很大，习惯碎片阅读的孩子很难形成系统的思维架构。”
课堂瞬间
另一种“读书无用论”则来自家长。靳元把原因归结到认知上，认为最为重要的原因是一部分家长的“读书无用”，“我说的不是课本，”是指读书这件事情，“家长们话说得最多的就是，‘看这个干啥，考试又不考’。”
这些无用的论调在内生层面抑制了孩子阅读的兴趣。勉强逃过这种无用论的孩子，还要受困于阅读本身的一些要求。
王丹说，“我几乎没有看到他们会带什么书到学校，课本和漫画除外。”
书少，在一定程度上因为不买，但更重要的是买不到。“买书这件事情本身就不在这些家庭的开支之中，”王丹说，“乡镇根本就没有书店，孩子们网购又不会买书。”
这种情况在大部分县市的民营书店可见一斑，往往教辅类图书占比最高，有的书店甚至直接开到小学边上，只卖教辅、文具和玩具。
在哪阅读？——城乡大不同
家里不买书，附近不卖书，学校发的都是教科书。在乡村，私有阅读空间的建设几无可能，如何拓建公共阅读空间成了乡村儿童阅读推广的核心举措。
在公共阅读空间的初探索里，图书角是最经济实惠，也是最可能实现的方式。
不过难管理、没实效、缺书源等问题也频频发生，志愿者老徐在支教过程特别关注学校的图书角，据他观察，校园已有的图书角在质量及数量上并非都能达标，许多书甚至没有被翻阅的痕迹。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合适的阅读空间被迫切需要，阅读室应运而生。
2020年，南方周末公益研究团队就儿童阅读室问题，先后赴云南、贵州、湖南、内蒙古、湖北、甘肃、青海、四川、河北等地调研，并与广东、江西、江苏等地学校教职员工以电话访谈的形式进行远程调研，涉及学校六十余所，涵盖高中、初中、小学及学前各阶段。
调研结果显示，其中90.1%的学校拥有多媒体教室，超80%的学校拥有独立的图书阅览室，各小学基础设施建设较为健全。
但不可忽视的是，其中过半数阅读室没有按照年级进行明确的图书分类，能够定期在其中进行阅读活动的少之又少。
“利用率很低，”志愿者感触很直观，“客观上有一部分学校情况如此。”而王丹所在的学校的阅读室干脆上锁。
“我们学校的阅读室窗明几净。”王丹打趣地解释图书室只有两个时间开门，一个是上级领导检查，另一个是东西没地方放了，“不过后者几乎没可能，学生走得差不多了。”
城市的情况与乡村截然不同，“在哪读书”几乎不成问题。
负责区域内老师培训的姜怡对此认识非常深刻，“我前一阵子去一个市里的小学调研，阅读室非常完善，书很多，不同年级有不同的阅读空间，内容也非常丰富。”
靳元所在的国际部则要特殊一点，高昂的学费和基础设施能力成正比。“华丽”的图书室近乎重点高校图书馆的一角，现代化的设备、专职的图书管理员、明确的空间区分一应俱全，并且对学生“彻底”开放。
“我们专门设置阅读日和阅读课，周末也向学生们开放，”靳元对此颇为骄傲，“我在教学中也会结合图书进行深入挖掘，课后会要求学生前去阅读。”
阅读什么？——从“能看”到“爱看”
对于靳元来说，日常所需要的图书基本可在学校图书室找到。不过他也有担忧，“这些书功利性比较大，大都与我们学校实际教学有关。”他自嘲道，“课外书都与课内有关。”
这种情况尚且可理解，更需关注的问题是书不对“板”，且其往往发生于欠发达地区的乡村学校。多次参与支教活动的闫东曾在一所村小的图书室里看到名为《会计电算化》的高校教材，其他的书还有《大学英语》《如何处理两性关系》《独霸天下》……
据业内人士介绍，目前我国公益类型相关阅读室的图书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政府相关部门采购，另一方面是社会捐赠。
前者一般比较有保障，保证基本的儿童阅览需求。但问题是，这些图书一经采购便“端起铁饭碗”，无法有效地做到针对学校精准投放、针对年级精准调配。而社会捐赠则面临着图书“供求关系不相称”，一次性的捐助后往往没有后续跟进。
当然，只解决“什么书能看”，远远无法达到目的。对于面向学生尤其是少年儿童的阅读推广而言，更重要的是解决“什么书孩子爱看”的问题。
学生正在阅读
“不要什么书都像课本一样，”靳元对所在学校图书室的情况也有一定程度的质疑，“我就觉得漫画中国史这类的图书很好看，形式新颖，内容活泼，还符合年轻人的语言体系。”
除了风格上的年轻化，对于“阅读什么”这个话题，最优的解答似乎是“多元”二字，浩如烟海的书籍背后蕴含着无穷力量。
从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科普作家罗会仟的角度来看，儿时从堂兄家藏书里翻出的那套《十万个为什么》丛书是他的“一元”。这套“意外之喜”让他如获至宝，佐着《新华字典》，他把这本书从小学翻到高中。
对于中国作协副主席、文学评论家李敬泽而言，小时候读过并深受影响的《哈克贝里·芬历险记》是他的“一元”。或许正是从这个历险开始，他有了《颜色的名字》，到达《纸现场》，讲起《河边的日子》。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苟利军在1994年第二次征战高考，终于如愿考进南京大学天文系，并接触到了彼时刚出版不久的《第一推动丛书》。二十余年过去，他特别撰文，将这系列书籍称为自己的科学启蒙之书。
无论是科学家、作家、画家，还是主持人、演员、医生，无数个来自社会的“元”汇集，从不同角度释放阅读的魅力。
此时的阅读，与任何事情无关，只与孩子们链接。
如何阅读？——藏于书中的“多元”力量
这些“元”该如何链接？它们以何种形式存在？
答案是经验。是过来人的阅读心得，更有他们在人生道路上行进多年后的真切体会。两者相融，才让关于如何阅读的探讨有了更深意义。
李敬泽、罗会仟、苟利军的“经验分享”，便发生在由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东风日产、南方周末联合发起的“阳光关爱·i读计划”现场。与他们一道走进乡村小学的，还有奥运冠军邓亚萍，演员娄艺潇、李光洁，主持人张腾岳、李艾，导演关正文、科幻作家韩松，绘本作家熊亮，学者张秋，援鄂医生代表邓医宇等来自各领域的“领读大使”。
他们汇集在一起，试图从多元角度探讨如何阅读。
疫情期间在抗疫一线战斗的邓医宇认为阅读是永远的，“永远都需要保持学习的状态，否则一次错误都可能是一条人命。”
这位曾经直面病魔不打退堂鼓的“战士”在课堂上有些紧张，这是他第一次给小学生上课。
邓医宇为学生授课
“你们要精读教材，”邓医宇的阅读方法是精读与泛读相结合，“泛读可以让你的思想插上翅膀，能够在天空中飞翔，看得更高，看得更远。”
而主持人张腾岳则用“问问题”的形式，希望引导孩子们找到“如何阅读”的答案。
“变色龙为什么会变色？”“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高？”“小熊猫肚子的颜色是什么？”频繁的互动交流既是兴趣引导，张腾岳亦希望借此教会孩子们如何在阅读中提问，“重要的是，他们要学会一种读书的方法和学习的方式。”
除了这些硬视角，“阳光关爱·i读计划”的课堂上还有很多软视角。
“爱”与“责任”，这是奥运冠军邓亚萍希望孩子们从《小王子》中体会到的关键词。而谈及自己的乒坛职业生涯及求学经历，她则将讲述的重点定格为“做自己”。无论是阅读一本书或是终身学习，“一定要找到更加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
邓亚萍带领学生阅读
此外，课堂上还有更多打动人心的瞬间：演员娄艺潇将自己与亲人的故事娓娓道来，引导孩子们思考爱的意义；科幻作家韩松寄语孩子们，“想象力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绘本作家熊亮鼓励孩子们睁大眼睛、观察身边的人与事，珍惜属于他们的独有感知力……
王丹老师最喜欢的书，是主持人李艾向孩子们推荐的那本《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
在阅读课上，李艾回忆起拼命想成为“别人家孩子”的童年。她以过来人的身份道出成长后的体悟，“如果我不是这个样子的话，这个世界上恐怕就没有我。”
王丹同李艾一样，站在讲台上回望自己，不免说出“阅读改变了我的命运”，那本父亲儿时送的《堂吉诃德》，给了她闯出大山又回到大山的力量。
“阅读本身就是最终答案，”靳元在回答“如何阅读”时，沉默了很久，“无论是在哪读书还是读什么书，开始读书最重要。”
如何推广？——从1到N的进阶之路
从2019年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东风日产、南方周末联合发起“阳光关爱·i读计划”以来，优质阅读课程便是一大关键，另一个关键的“抓手”，则是基于乡村小学的阅读空间，“东风日产阳光关爱阅读室”由此应运而生。
从2019年的甘肃、贵州、广西、陕西，到今年项目走进的江西赣县区、湖南龙山县、海南屯昌县、广东连南县四地，至今已有8间“东风日产阳光关爱阅读室”相继落成，共计配备超过20000本全新图书。
“东风日产阳光关爱阅读室”实景
庞大的书籍数量并非唯一亮点，“数据化”“智能管理”在乡村小学的实现同样备受瞩目。
哪一个年级的学生最积极？各年级学生的借阅喜好有何差异？哪些类型的图书是学生的“心头好”？智能化借阅系统的存在，让校方得以实时了解学生的借阅情况，也让项目组后续的长远维护及书籍更新真正实现“心中有数”。
面向孩子的阅读课暂告一段落之后，阅读室并未紧闭大门，而是迎来了一批又一批新“客人”。“阳光关爱·i读计划”每到一处，即与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合作，邀请阅读推广专家面向当地一线教师开展培训，传递校园阅读的前沿理念与实践模式。
除此之外，项目还辐射至家长群体，希望唤起家长对家庭亲子阅读的关注，放下手机成为孩子的“阅读陪伴人”，而非孩子的“玩手机效仿者”。
教师及家长培训现场
在实践中，站点数量、课程数量、覆盖人数等硬性指标并非“阳光关爱·i读计划”的核心聚焦所在，项目真正所致力于达到的，是设计出一个有效果、可复制的阅读推广模式。
如今这个模式正投入到一次又一次检验中，从教导学生到影响家长、教师乃至决策者，在项目发起方、当地教育部门、校方及广大社会力量的联动之下，项目的可持续价值逐步显现，所引发的辐射效应亦不断扩散。
“希望不仅仅是为了建一所阅读室、送几本图书、上几节课，”正如一位参与“阳光关爱·i读计划”的志愿者所说，“更希望让改变从此开始。”
对于项目联合发起方东风日产而言，这种“改变”还可一路向前追溯。自2009年以来，东风日产“阳光关爱”公益行动连续十二年未曾停步，为欠发达地区师生持续提供精神与物质扶助。更值得关注的是，基于“阳光关爱”平台，东风日产不断整合全价值链体系的优质资源，并实现与社会资源的广泛链接，打造着眼长期的创新公益模式。
“阳光关爱·i读计划”项目既是对过往的延续，又瞄准未来希望开创新里程。“我们正在努力改变的，是中国儿童阅读事业发展的一角”，一个可循环、有实效、易推广的儿童阅读模式已经在探索中建立，但仍需不断完善，并让更多个体参与进来，让更多的孩子受益。
王丹所轮岗的乡村小学已经被撤销了，并入乡中心小学，但王丹决定担起学校阅读老师的重任；姜怡鼓励已经毕业的孩子坚持阅读，并决定往城中村学校、打工子弟学校多看看，争取推动儿童阅读往更深处发展。
而靳元则选择加入“阳光关爱·i读计划”，“明年志愿者报名的时候记得提醒我，我也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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