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从业15年以上的乡村教师，面对相似的教育处境，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走过甘肃、贵州、广西、陕西的县镇，从乡村教师和最普通的乡村家庭教育故事出发，我们想追问的是--如今乡村教育的问题，真的是贫穷吗？
一位母亲的愧疚
文妈妈（化名）偷偷转过身抹了眼泪，在陕硬九年制学校一间崭新的阅读教室里。陕西勉县的冬天不好过，没有暖气的地方处处阴冷，文妈妈两天前得了重感冒。可是在这个泠冽的夜里，感冒还没好全的她还是来了。
准确地说，文妈妈是被女儿“逼”来的。这间阅读室刚举办了一场针对家长的阅读交流课，上课的老师是从事阅读推广的专业志愿者，因了一场“阳光关爱·i读计划”的公益活动来到这里。在学校所在的这个小县城，这样的课程算得上稀奇--“阅读推广，不是让孩子多读书吗，我们家长要上什么课呢？”
大多数人心里带着这样的疑虑。课程是学校老师在微信群提前通知、家长自愿报名的，好多家长没在意，或者有事，或者在外打工……文妈妈一开始也打了退堂鼓：她心里是愿意的，可身体的不适让她犯了懒，刚看到通知的那天便没报名。
没想到，女儿当天从学校回来，提起老师在班上念了报名的学生家长名字：“我还以为会有你呢。”女儿吃晚饭时说得轻描淡写，但妈妈听出了话里的一丝失望--女儿是班长，什么事都冲在前面。尽管如此，女儿那天还是抑制不住地兴奋。她叽里呱啦地和妈妈说了一大堆：
“我见到蒙曼老师了！她还给我们上课了，讲得特别好！”
女儿平时爱看《中国诗词大会》《中国成语大会》，蒙曼是节目点评嘉宾之一。对这名四年级小学生来说，蒙曼老师是那种永远活在电视里、看得见摸不着的人物--可在这场公益活动上，联合发起方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南方周末、东风日产把蒙曼请到了这里。
学者蒙曼在阅读室内为学生授课
12月2日，和蒙曼一起来到陕硬九年制学校的还有古生物学家邢立达、编剧史航、作家及诗人张定浩。学校一下子变得热闹极了。这些嘉宾在新布置好的阅读教室上课，走进不同的年级、班级讲课，推荐他们认为值得给孩子推荐的书目。而那天晚上的家长交流会，也是活动整体的一部分。
家长在阅读室聆听专业志愿者带来的亲子阅读分享
刚扒拉完晚饭，文妈妈就被女儿催出了家门。学校里，专业志愿者在分享亲子共读的重要性和方法，她讲了个故事：在儿童故事电视节目和讲故事的爸妈之间，一个孩子选择了爸妈。问原因，孩子说：“因为电视里的叔叔不会抱我。”
文妈妈的心里一颤。她一下想到了自己的大女儿。自从两年前有了二宝后，她把大部分时间和关注都放在了二宝身上。每天晚上，她会用手机打开“十点读书”，放在大女儿枕边给她放音频，然后自己去二宝房间讲睡前故事。
她一直以为重要的只是“读书”，从没想过，对一个孩子来说，重要的或许是阅读的过程里，有妈妈的怀抱、声音、温度、气味、触感……
“不好意思啊，”她还是背着身子，红着眼眶不敢抬头，“我太感性了。”
一位乡村教师的无力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在甘肃定西临洮县水泉村的一所村小，从三年级的教室里传出了老师领读李白《望天门山》的声音。
这是最传统的授课方式，老师念一句，学生齐声跟读一句，语调几乎是平的，毫无波澜。紧接着，老师开始逐句讲解重点字，放一张色彩不甚清晰的长江的幻灯片……
离学校几十里就是洮河，但洮河毕竟和长江的景色太不一样。他们没见过长江也不一定真的明白什么是“两岸青山相对出”，不过这都不要紧，学生安静地坐在座位上，他们要做的只是把这首诗背下来，翻开语文课堂练习册，做题填空。
下课后，黄老师从教室里径直走出，钻进教师办公室。这所村小不大，只有133名学生，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每个班十来人到三十多人不等，共11位老师。就资历而论，黄老师算得教师队伍中的前辈--他50岁出头，已经在乡村学校干了三十余年。
除了夹杂着少许白发，黄老师看起来依旧年轻。他同时负责三年级的语文和四年级的数学，办公桌上堆满了作业本、练习册、试卷，因为身兼教务处主任，各种文件也堆了不少。刚坐下不久，一名男孩跑进来，把数学卷子交给他，低头说了声“老师我写完了”，一溜烟又跑了。
甘肃临洮县水泉小学的学生在课间玩耍
“每天得盯着这几个最调皮的，让他们把作业交给我了才能走。”黄老师扫了一眼卷面。
在乡村学校教了大半辈子，黄老师清楚这里的孩子大概有一半都是留守儿童，家里没人管。当地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经济来源，校门口就是一个胡萝卜处理基地，十米开外就能闻到胡萝卜的清香。但年轻一代的家长，大多奔向了大城市谋生。
那天，“阳光关爱·i读计划”也走进了他所在的村小。同样请来了四位嘉宾为孩子们上课，同样修缮了一间装满新书的阅读教室，同样为教师开设了交流课程，但听完专业阅读推广志愿者的课后，黄老师却更加困惑。
他当然知道阅读的重要性，也知道，在人手一个手机的当下，眼下村里的孩子最缺的早已不是硬件设施和物质条件，而是广泛涉猎的视野。他更知道，语文成绩的占比将来只会越来越重，课外阅读将成为区分孩子成绩高下的关键……
但他们能做什么呢？他最大的困惑，是“没有时间”。
老师没有时间，孩子也没有时间。哪怕只是一个村小老师，他的时间就已经被各种琐事填满了。许多琐事几乎是形式主义的。比如上面要求每学期检查各个学校主要科目的作业，形式、数量都是规定好的：每学期语文作业周记和作文不能低于40篇，统一下发的语文练习册必须完成--练习册同时包括课堂的和课后的……
黄老师理解，制定这些规定的初心一定是为了督促乡村教育的发展，只不过是用了一种标准化的方式；但光是为了完成这些规定，他就不得不把负重推到孩子们身上。每一门主科都有类似的练习册要完成，再加上老师自己布置的作业，算下来，孩子们课后的自由时间所剩无几，课外阅读更无从谈起。
2018年5月，教育部印发《中小学图书馆（室）规程》，明确规定小学的图书室藏书量不低于人均25本。在这所学生总量133人的村小，最低藏书数量便是3325册。在“阳光关爱·i读计划”为学校修建新图书室、捐赠两千六百余册图书之前，水泉小学已有三千多册书，但当中不少都是面向成人的，比如大部头的理论书、工具书，几乎蒙了尘。
阅读课原本在学校也是有的，每周一次，可那节课通常被当成了自习、写作业的时间，或者像音乐、美术课一样被正课老师挪用。嘉宾和志愿者带来的阅读课，固然有趣，可背后是上课者花费大量时间的精心准备--化学家戴伟博士（David G. Evans）为了让六年级同学领略化学的奇妙，光是课前准备实验器具就花了近两节课时间；志愿者赵云宣用戏剧表演的方式讲《格林童话》里糖果屋的故事，为了调动孩子们的积极性，她让全班分组排演话剧，为此提前设计好剧本、为每个人打印了一份……
这些用心都被水泉小学的老师看在眼里。孩子们眼中透出的神采，是他们课堂上少见的，他们因此格外感激这个公益活动的到来--“给我们放了假了。”他们何尝不想把课上得这么有滋有味呢？可这一切都需要时间和精力。光是应付课内的内容，备课、批改作业，他们已经从早上6点睁眼忙到晚上9、10点了，因为村小离市区偏远，老师们周一到周五都住在学校，甚至没有时间回家陪自己的孩子。
“城里的老师也这么忙吗？我想应该比我们好一点吧？”他们真诚地问。在黄老师和他的同事们眼里，城里的老师至少可以忙得很“专业”--“不像我们，又是语文老师又是数学老师，要么又是英语老师又是计算机、音乐老师。”
黄老师也不求人生有更多的变化了。他的孩子已经考上省会的大学，夫妻俩都在乡村学校教了一辈子书，再过些年就该退休了。
可办公室外，孩子们正兴高采烈地涌向外来的叔叔阿姨要签名，被他们“围陷”的目标，有清华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张秋、穿着白大褂的外国化学家戴伟博士、青年演员热依扎、天津蓝天救援队理事长张广瑞……他们甚至没放过摄影师和记者。
那些留在作业本上的名字，或许很快会被他们淡忘，但看到那些笔迹时，他们会想起那几天，年幼的他们身在甘肃的一个小村庄，却仿佛已经与整个世界相连。
一位小镇教师的反思
“我在想，我是不是太急切了。”
刚从教师交流课走出来，混娟老师站在陕硬九年制学校的走廊上，若有所思。她是那种看起来风风火火的女性，语速快，像石头一样干练利落。在与专业志愿者的教师交流课上，她显然有备而来，发问的时间一到，她立马举手站了起来：“我有三个问题。”
在小学老师的身份之外，她也是一名一年级女生的妈妈。女儿从小就爱听公主的故事，但眼看她已升上小学，混娟开始犯嘀咕：“我觉得不能老看这种（公主故事）啊。到底该怎么看，看多少？”
面对已是小学生的女儿，混娟的要求和期望一下子高了。虽然自己是英语老师，但“得语文者得天下”，混娟开始给女儿看带拼音的寓言故事书，讲完了便要求女儿复述。可女儿往往讲不出几句，这让混娟有些失望。她不知道，是自己难度设置高了，还是女儿能力不够？她疑惑了很久，何况她也不确定，要求孩子复述这种方式到底有没有效果。
关于引导儿童阅读，混娟平时就看了不少专家说法。但这里面也出了问题：各家的说法并不完全一致。有的提倡广泛阅读，有的却说书不在读多、贵在读精。她犯了难：是多读还是精读，到底怎么处理？
每一个问题都带有具体情境，每一个问题的最后，混娟都不自觉地带上了一个“到底”。她是真的很困惑，也真的想从专业从事阅读推广的志愿老师这里得到明确的答案。
台上的蓝老师来自成都一家阅读推广公益机构，也是本次活动被邀请前来授课的专业志愿者之一。面对混娟的提问，她没被难住，思路清晰地一一接招：
针对阅读偏好固化的问题，蓝老师依旧以公主故事为例：“难道我们的公主只有一种吗？”她举了许多不一样的公主：《纸袋公主》的故事是公主救王子，颠覆了公主一贯的柔软形象；《被人遗忘的公主》里，更有许多奇奇怪怪的公主，话多要死公主、四分之一月亮公主、青蛙公主、逢啪塌碰公主……
“这些会打破她固有的框架。”蓝老师说。她随口联想的公主书，全是她和孩子曾一起共读过的--她女儿十岁，而她也已经陪女儿共读了近十年。
至于第二个问题，在请老师们回忆完自己的成长经历后，她说：“你的孩子其实也一样。这需要一个过程，（不要）太急于求成了。”从儿童认知发展的专业角度来说，存在一个听读水平不相匹配的阶段，因此没有必要过早实现自主阅读，也无需太着急让孩子复述故事，这反而有可能影响阅读兴趣。
对最后一个问题，她相信从杂到精是一个过程，杂读、多读是基础，精读看兴趣。与第二个问题一样，蓝老师重复了同一句话：
“需要一个过程，慢慢来。”
这两句关于“慢下来”的建议，混娟老师听进去了。她记在了自己的笔记本上，开始反思--不仅作为一名妈妈，也作为一名英语老师。
混娟老师正在班级内授课
“以前我对班上同学抓得很紧，总希望他们当天教的当天就会。现在想想这就是硬塞、硬灌。听了蓝老师的解答后，我发觉自己太急了。可能之后教学方式也会改变，多给他们一些自己思考、适应和消化的时间。”
在这之前，混娟习惯的教学方式是强制模仿和背诵。每天晚上，她都会要求学生在微信群里模仿她的发音，发语音作业。这听起来并无不妥，何况，混娟是县里的英语教学骨干，她的积极和“强迫”，是有教学效果的。
但蓝老师让她模糊意识到，自己应该开始往另一个方向找寻平衡--在填鸭式教学法和真正培养孩子对英语的兴趣之间。而兴趣的培养，总是需要时间浇灌的。
“不会担心影响成绩吗？”被问到这个问题时，混娟仔细想了想。
然后她摇摇头：“可能短期来看会有，但是从长期来看，是一个良性循环。不然太急了，在一开始就把孩子的兴趣给掐掉了。”她用手比划上升曲线--一开始平缓，但到某一个阶段陡增。这是她理想中孩子的英语水平曲线。
在某些老教师眼里，混娟或许是个有点固执的人。她坚持从三年级刚接触英语课开始就使用全英教学，哪怕孩子可能不能完全听懂。反对者的意见自然是听不懂会流于形式，那只是某种老师自我炫耀或展示的方式，但混娟认为，那都只是“大人觉得”，并不等于孩子做不到。她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点：第一学期中英夹杂，配合肢体、表情、眼神等逐渐让孩子适应和习惯，等到第二学期，她带的班级全英上课基本都没问题。
“阳光关爱·i读计划”活动在陕硬九年制学校举办的三天里，混娟几乎参与了她能参与的每一堂课、每一个讲座和交流。她直言，以前很少有外面的老师来进行类似“务虚”的交流，因此她格外珍惜机会。她意识到，自己之前的思想和教学观念“比较局限”，这次，她受到不少观念上的启发，甚至从蒙曼老师谈语文教育的观点中，也能举一反三联想到自己的英语教学：“蒙曼老师说读不懂就读好多遍，不用急着要把每个字词都查清楚，会影响阅读的连贯和快感，对呀。我以前确实太急了。”
新月
随着“阳光关爱·i读计划”公益活动走过甘肃临洮、贵州毕节、广西马山、陕西勉县四地，一个问题始终盘萦在团队心头：
如今乡村教育的问题，真的是贫穷吗？
“现阶段，乡村教育的问题不是贫穷，而是封闭，信息和情感上的封闭。”在广西田阳县巴别乡支教调查了十年的北京姑娘璐瑶曾得出这样的结论。而这封闭，源于外出务工的家长无暇与孩子交流、乡村学校体系未能提供机会让孩子接触外界……
而类似“阳光关爱·i读计划”这样的公益活动，正是想把这个“外界”，主动带到乡村或小镇孩子的面前。
这些孩子的见识或许没有城市孩子广博，但这其中，依旧有许多他们听到会惊叹的名字，比如故宫学院院长单霁翔、《流浪地球》导演郭帆、物理学家罗会仟、歌唱家龚琳娜、雨果奖得主科幻作家郝景芳、天文学家郑永春、儿童节目主持人可可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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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四面八方的志愿者也加入其中。他们有的是大学生，也有的早已工作多年，来自各行各业，比如汽车、媒体、教育等行业；既有甘肃、贵州、广西、陕西本地的志愿者，也有从成都、广州、北京、上海、武汉、辽宁等地远道而来的热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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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嘉宾和志愿者来来走走，最终留下来与孩子日夜相处的，还是那些最基层的乡村小镇教师，和每个家庭里的父母。
混娟已经当了13年基层教师了。刚毕业参加工作那年是2006年，她在陕西最偏远的一所九年制学校教书，学校外横亘着好几座山梁，交通不便，冬天大雪封山时，一两个月都没法回家。学校的教育理念也保守，她过了四年舒适区内的日子，没太大压力，直到转来了陕硬九年制学校--虽然也是小县城的学校，可这所学校是曾经隶属中国航空工业企业的子弟学校，教师结构相对年轻化，整体的学习欲望和氛围也更强。尽管压力大了不少，但她确信，自己在这九年里的成长远超过前四年。
公益团队走的时候，甘肃的黄老师和他的同事们重新投入了日复一日的琐碎和繁忙，但他们热情地笑着：“欢迎下次再来啊！”
文妈妈终于平复了些情绪。转过身来，她说，今晚要回去陪大女儿一块读书。
这是一个清澈冷冽的乡村冬夜。教室外，黑色枝桠刺入天空，但新月已经升上树梢。 责任编辑：guanli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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