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中国经济》：蔡昉著，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读懂中国经济——大国拐点与转型路径》是在当前复杂经济形势下，理解中国经济的一部不错的作品。书中回顾和审视了中国近40年改革开放历程，对如何认识中国经济奇迹和发展阶段、海内外对中国经济存在的认知误区进行了深刻分析。
作者希望这是一本“关心中国经济发展的一般读者”都能读懂的书。“不可能三角”、L型增长、老龄化、中等收入陷阱、改革红利……这些在分析中国经济时经常被提及的概念，本书都做出了通俗易懂的解读。
中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11年，长达33年的时间里，实现了年均9.9%的GDP增长率，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当人们习惯于这个高速增长之后，对2012年以来增长减速，容易产生疑惑。那些对中国经济前景的误判，就是产生于错误的观察方法和偏颇的理论依据。一旦将这些错误方法论予以澄清，必将拨开悲观论调的重重迷雾，重新看到中国经济前景的一片光明。
本书主要从三个方面对此进行了分析。
如何打破“不可能三角”
宏观经济学是由周期理论和增长理论两部分构成，但是，专注周期问题研究的学者往往缺乏增长视角。主流经济学家习惯于把观察到的经济增长减速，作为需求不足导致的周期现象来分析，因此，他们往往寄希望于刺激需求的政策能够扭转经济下行趋势。而在增速下行的势头始终未能触底的情况下，便表现出过于悲观的情绪。
然而，把这个方法论应用于观察中国经济增速的减缓，无疑犯了经验主义错误，因为中国经济面临的不是周期现象，而是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表现。从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是经济发展规律作用的结果，是进入经济新常态的特征之一。
把世界各经济体按照人均GDP进行排列，可以看到，经济体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经济增速递减只不过是规律性现象。中国与之前自身处在较低收入水平时比较，增速有所降低再正常不过。更何况，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组标准，中国无论是处于低收入水平阶段（2000年以前）、中等偏下收入水平阶段（2000年—2010年期间）还是目前处于中等偏上收入水平阶段时，经济增速都显著高于同样发展阶段所有国家的平均水平。
因此，无须从周期性、需求侧着眼追求短期的“V字形反弹”，从供给侧认识新常态，才会看到中国经济政策定力之所在。
曾有穆迪分析人员斯卡特表示，中国确立并寻求的改革、增长和金融稳定三个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终究要有所取舍，至少在一定时期内放弃其中一个。之所以把三个目标割裂开，赋予其彼此独立且对立的性质，也是由于人们因循流行的观察视角和方法，未能抓住中国经济面临问题的本质。一旦我们从供给侧观察现象、分析问题和寻找出路，就会发现，改革、增长和稳定三者之间并不存在非此即彼或者此消彼长的关系。恰恰相反，正如三角形是力学上最稳定的结构一样，从供给侧入手，正确选择结构性改革方向和优先领域、分寸恰当并精准地推进这些改革，既可直接达到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目标，又有助于防范金融风险，实现经济和金融稳定。
如何实现L型中高速增长
现在最重要的经济问题就是增长速度下行，其他许多问题都是由此衍生出来的。国内外有各种声音，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以下几个：
萨默斯认为，经济增速不可能长期维持超常，终究要回到均值水平，就是世界平均增长速度（大约3%）。他们预测从2013年到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平均是5%，从2023年到2033年平均是3.3%，即回到了均值。他们没有给出理由，只是说有这样的统计规律。
巴罗认为如果具备若干条件，后起国家的增长速度会更快一些，最终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趋同。但是从长期来看，趋同速度不会超过2%这个所谓的“铁律”。中国过去大大超速了，所以到了减速的时候。因此他对中国经济的增速预测也是3%左右。这个预测已经被证明是错的。
艾肯格林等人把所有具备长期数据的国家放在一起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在大约中国目前的收入水平上，各国基本都经历了减速，减速的幅度可以超过此前增速的一半。他们认为，减速除一般规律之外，不同的国家可能有自己的因素。
总的来看，这些研究都依据了某种方法，也发现了一些规律，但都有“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缺陷，讲得更多的还是森林，而中国是一棵不同寻常的大树，所以其结论对我们未必适用。
从供给侧认识经济增长，意味着从生产函数的角度，观察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因素。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是劳动力的持续短缺从而导致工资上涨； 第二是新成长劳动力和人力资本逐渐减少；第三是资本大规模替代劳动，导致资本劳动比过快上升，资本回报率不可避免地下降； 第四是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空间缩小，传统模式下的城镇化也即将减速。
经济体制一些领域的改革进度尚不尽如人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遇到“因为包袱重而等待、困难多而不作为、有风险而躲避、有阵痛而不前”的推进困难，这有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并不是每个人都真信改革能带来红利。改革红利看不见、摸不着，至少不敢说哪一项改革对应着哪部分红利，所以有些地方和部门改革决心不大，延误时机。第二，改革要靠全社会努力。由于改革成本的分担和红利的分享还没有界定清楚，因此产生了改革的激励不相容问题。
诚然，根据权威人士的说法，就算不刺激，经济也跌不到哪儿去，到2050年中国经济增速才会降到世界平均值；但是，推进改革就能取得更好的结果。我们的模拟表明，改革越彻底、力度越大，未来就越呈现出L型的潜在增长率。
如何释放城镇化新红利
有很多人认为经济增长还会回到原来水平，我们现在遭遇的还是短期的周期性因素。他们提出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历史上其他经济体在我们这样的人均收入水平上都没有减速，还会保持很长时间的高速增长，为什么我们在人均收入水平这么低的情况下（相当于美国的20%）速度就要降下来？
用人均GDP来判断发展阶段，忽略了中国的一个重要特征——未富先老。如果按人口转变来看，中国的发展阶段已经大大不同了。
我们用人口扶养比和东亚几个先行国家做比较，即15岁到59岁生产力强的人口能够支撑的依赖性人口（15岁之前以及60岁之后）情况。2010年，中国15岁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达到峰值。这个现象发生在日本是1990年到1995年期间；韩国是2010年到2015年期间；新加坡是2015年到2020年期间。也就是说，我们在较低的收入水平上达到了比较高的老龄化程度，比较早地丧失了人口红利。
过去，我们获取人口红利的主要手段其实是借助城镇化，特别是农民工从农村、农业这些生产率低的部门转向生产率高的城市和非农产业，这是一个重要贡献。未来如果还能继续保持下去，加上新型城镇化可能有一些新的经济增长源泉，我们还可以得到经济增长的动能。
我们知道，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是资本积累，因为资本回报率比较高、储蓄率比较高，对经济增长才有这么大贡献。城镇化能够做到这一点。如果人口扶养比低，食之者寡，生之者众，能够把更多东西储蓄起来形成投资，与此同时劳动力无限供给、资本报酬递减现象不会过早发生，因此资本回报率也较高。城镇化的新移民，由更年轻、更具生产力的人口年龄构成，使城市的整体年龄构成更加合理，因此变得更有利于资本积累和资本回报率。
此外，总体算来，虽然农民工比城市本地劳动者的受教育年限低，但由于农民工大部分是年轻群体，他们和城市那部分年老的劳动者相比，受教育程度就高了，因此当他们进城替代了逐年退休的城市职工，城市人力资本也得到了改善。
我们前几年做了一个模拟，在2011—2020年期间，如果每年非农产业劳动参与率（劳动率供给）能增加1个百分点，对应这个时期的潜在增长率会增加0.88个百分点。同样地，如果全要素生产率的速度提高1个百分点，对应的潜在增长率几乎也会增加1个百分点。因此，新型城镇化和户籍制度改革是可以带来真金白银的、实实在在显而易见的改革红利。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本文摘自该书序言） 责任编辑：guanliyua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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