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根斯坦的反哲学》
[法]阿兰·巴丢著
严和来译
漓江出版社出版
■徐兆正
在《维特根斯坦的反哲学》里，阿兰·巴丢具体地探讨了维特根斯坦的修辞学：从《逻辑哲学论》时期到《哲学研究》时期的过渡，以及转变的内部动机。阿兰·巴丢有言在先：（受限于德-英两种语言的互为干涉，以及奥地利用法的影响）他无法宏观地考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表达方式，而只能基于其前后两个时期的对立，研究他文体内部的转变动机。作者无疑是敏锐的，他首先就指出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写作“总是处在相对的和不确定的位置上”。然而为何如此，却没有急于给出一个答案。毋宁说，阿兰·巴丢接下来分析的是哲学传播与交流的方式。
存在一种最贴切的方式，在诸种策略里，那就是面对面的哲学交流：一方提出问题，一方给出答案。交换看法与互为答辩不仅最大程度上保证了彼此的理解，也排除了任何境况的怀疑可能（即时的沟通能够迅速消除不理解）；其次的途径是练习，再次是教科书，最后才是独立意义的哲学作品（“书”）。
作者对哲学这几种交流方式作的排序，尤其是将“书”置于最末一席，并非不可理解。因为前面几种无一不是“朝着理性劝诫目标的自然矢量”，简而言之，它们蕴含着循循善诱的劝诫目的，其所指向的都是学生或将要成为门徒的人（与宗教等质齐观）。但“书”不同于面对面的口头交流，——在这里“书”被区分为两种含义——它要么是对无法重现的课堂教学的一次徒劳尝试（课堂听讲的潦草记录），要么是纯粹私人性的思想记录（因为主体的反复思索而难以辨识）。但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书”，它们的重要性均远不及口传意义的哲学讲授。
这一难局（对哲学的目的来说，“书”几无必要性可言），无疑极大地抬高了哲学写作的技艺门槛：“它总要考虑赢得赞同，这就需要实现预见到尽可能多的反驳意见”，而哲学话语的组织方式则必须“防止任何异质性的东西潜入，也不作任何澄清，以免欺骗穿帮”。质而言之，“书”如若想争取到尽可能多的重要性，其句法就必然是坚实的，其本质亦必然是独断论性质的——无论它如何高调地宣扬心灵的自由。
尽管如此，阿兰·巴丢依然认为由坚实句法锤砸的断言式作品，免不了让人疑惑，而这一困境归根结底应回溯至哲学作品书写的教学目的（说服）上。哲学家在写作时不可能不使用日常的语词，但为了服务这一根本需求，语义的普遍性必然要发生“扭转和外延”；进一步说，即便哲学家不使用日常的语汇，他们转而另造新词，新词的词义与已然发生扭转的日常语汇也是殊途同归的，此即令人费解和疑惑。
那么，哲学写作的普遍困境意谓着什么？阿兰·巴丢指出这困境主要是哲学作品总是在以下二者之间不断地摇摆：a.系统化，公理化，晶体的单一性；b.修辞化，诗化，绝对的歧义性。
在《逻辑哲学论》时期的维特根斯坦看来，“问题在于产生一部没有外延的作品。”他明确反对词语具有歧义性，也因此反对任何修辞力量的介入。他希望通过清楚地处理可说之物，从而让不可说之物自行显现于沉默当中。维特根斯坦急于将哲学从清晰的语言让渡给沉默的行动，因为对他来说，行动是价值得以显现的惟一途径，而坚实的句法不过是行动之前的必要准备。
当然，这一时期的维特根斯坦同样受困于哲学写作的普遍困境，歧义性在《逻辑哲学论》里主要表现为“意义”的分割，它被区分为世界之中的意义与世界的意义（价值-意义）。
总的来说，《逻辑哲学论》时期的维特根斯坦的语言风格是这样的：他试图以系统化规避修辞化，用公理化决定诗化，剪辑句法严阵以待歧义性的出现。由于普遍的困境在维特根斯坦这里矛盾加剧，从而无形中制造出一种可怕的张力，用阿兰·巴丢的话说，瞬间决定一切才是其风格。
然而到了《哲学研究》时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则急遽地转变为歇斯底里化：提出问题，由答案又变成问题，无休无止的放肆追问，毋宁说这是因为维特根斯坦取消了前一时期的那种以句法框定词义的决定，进而导致了词语彻底的不稳定性。但是，从《逻辑哲学论》时期到《哲学研究》时期语言风格改换的深层动机，如作者在本书第一部分所揭示的，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维特根斯坦对“非理论”行动的向往实在不可遏制。由于“厌倦了沉默且徒劳地等待前所未有的行动”，维特根斯坦最终放弃了坚实句法的节制策略，从而投身到对积极的非思想的狂热操练中。维特根斯坦这样阐述他的意图：“矛盾只有在它折磨人时才有意思，因为，它既展示着那些令人恼怒的问题如何能从语言中出现，也揭示了何种事情会引起折磨。”
在另一方面，阿兰·巴丢也试图找出这两个时期语言风格的关联之处，换言之，有没有一些不变的因素恒常地存在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中呢？有的。从否定性一面来说，维特根斯坦自始至终都“确信数学具有哲学性的罪恶本质”；从肯定性一面来说，其语言风格的转变也只应被视为一种准备策略的改换，但策略的目标始终如一。这便是说，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行动一以贯之的是他对“世界的意义”得以自我显现的渴慕，是对沉默行动的向往。
在尝试概括维特根斯坦的语言风格之前，我们不妨先来谈一下阿兰·巴丢的写作风格。毋庸置疑，他的写法非常机智，也非常考验人的耐心；因此，他的片语解纷往往容易让缺乏耐心的读者视为粗陋——就像人们误解尼采那样。阿兰·巴丢坚定地将维特根斯坦纳入其反哲学谱系的核心原因，便在于维特根斯坦哲学中存在着无法绕开的行动因素。他敏锐地捕捉到了《逻辑哲学论》中的这句格言：“哲学不是理论，而是行动。”同时，还有这一句：“我想我概括了自己对哲学的态度，当我说，哲学应该如写诗般去创作。”（维特根斯坦在上世纪40年代说的话）进而，阿兰·巴 丢干脆否认了有哲学语言存在的可能：只存在清晰的表达和诗的写作之间的一种摇摆。
前文我们已经提到，这正是哲学书写的普遍困境。在《逻辑哲学论》时期，维特根斯坦试图以“剪辑的句法原则框范了不可避免的词义变化”，进入《哲学研究》时期后，他取消了这层钳制，因而与前一时期的策略完全背道而驰。他总是在哲学写作的普遍困境里选择一个因素抵靠，又彻底拒绝另一个因素的接近。于是，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要么是难以接近世界的本质，要么是无法说出可言说之物。
阿兰·巴丢最后如此总结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在过多格言或无尽问题的车轮刑罚之下，每一种反哲学都终结为道德神学（或美学，一回事）：只有救赎行动打断批判的喋喋不休。”这便是说，语言最终归于行动，清晰的语言消失在沉默的行动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