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婚托”等现象，北京市住建委启动检查，如果开发商和中介机构参与教唆、协助“婚托”，都将从严查处;购房资格核验系统中，出现“闪婚”三次的身份证号将自动“告警”。北京系统已查出约50个这样的“婚托”，每单购房“婚托”收取费用大约在3万到5万元。(7月17日《法制晚报》)
那边为防“政策性离婚”，南京推出离婚限号;这边为防止“政策性结婚”，北京查处“婚托”。仿佛限购扒了婚姻围墙，变成儿戏过家家似的，成了随意进出的菜园门。伦理道德让位于利益，令人无比唏嘘。而相比较于“政策性离婚”获取家庭共同利益的最大化，充当“婚托”则成了牟利直裸裸的交易，更该谴责并查处。
问题是，限购条件设置中，有京籍户口家庭具有购房资格，等于赋予了户籍以无形的价值。而婚姻以法律的形式确立的关系，结婚与离婚，从不视其目的而有真伪的区别，履行了法定的程序即意味着合法。换言之，即便是明知假结婚，如何惩处都没有法律依据。正是因为如此，北京对“婚托”的查处，也不过是“闪婚”三次的身份证号自动“告警”。
事实上，利益的诱惑与风险同在，“政策性离婚”有假戏真做的，“婚托”购房未必不会变成弄假成真的，财产风险、伦理道德风险都是存在的。比如，“婚托”耍赖不肯离婚，要挟要价甚至分房产，或者购房者同样耍赖企图婚姻成真等等。弄巧成拙或许是对违反普适准则最好的惩罚，但是“桥”影响“路”的规则，不能不反思“桥”的设计本身就有问题。
房产限购政策的初衷是抑制投机性炒房，保持楼市供需的平衡和价格平衡。但是，层层设置的限制条件，却人为地将购房的资格无限细分，身份、户籍、房产、社保、纳税、婚姻、工作等等都成了条件，并与税率、贷款挂钩。带来的结果，在打击炒房的同时，也对正常的居住需求及正当投资需求产生了误伤，出于利益的考虑，形形色色钻漏洞的伎俩就显现出来了。并且从实践来看，条件越多漏洞就越多，不停地给漏洞打补丁，从来都是按下葫芦浮起瓢。
其实，投机性炒房该着眼于结果的判断而采取必要的措施，即应以持有为标准，而非购买或者出售。比如，炒房的结果必然是多套房在手，只要对过多房产的持有环节征税，并且呈阶梯式，持有越多成本就越高，风险也越大，抑制的能力自然能够显现出来，避税、误伤等负面的影响便可以避免，政策性“婚姻”的光怪陆离就不治自愈了。显然，房地产调控需要更多技术的手段，而非门槛式的管控。 责任编辑：guanliyua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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